張瑞琛：加快構建適應中國式現代化的綠色發展機制

作者：張瑞琛，系福建省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福建農林大學副教授

中國式現代化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必須牢固樹立和踐行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站在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高度謀劃發展。”今年2月，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布了《新時代的中國綠色發展》白皮書，在闡釋新時代中國綠色發展理念及成功經驗的同時，也翻開了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綠色新篇章。

當前，根據中國式現代化的內涵要求，圍繞價值實現與體制機制建設，探索綠色發展的新模式、新路徑和長效機制，無疑是踐行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的必然要求。

綠色發展，首要任務是加快發展方式的綠色轉型。而這離不開財政、稅收、金融等多種政策的協同發力和有效支持。筆者認為，當前，應結合綠色經濟發展的實際需要，建立健全綠色財政政策體系，多渠道籌集綠色資金，有效實施綠色公共政策；同時，按照“誰受益誰付費”的原則，確保生態服務成本與效益基本對等，維持生態產品或服務的有效供給水平。在拓展綠色稅收政策方面，應積極構建具有差異化特色的綠色經濟稅收引導機制。在強化綠色金融政策支持上，則應推動自然資源投資、開發、抵押、入股等資產經營性行為盤活自然資產，督促金融機構優化審批流程、擴大綠色信貸投放、創新開發更加豐富的綠色金融信貸產品，創新綠色供應鏈金融業務模式，促進形成科技含量高、資源消耗低、環境污染少的產業供應鏈。以福建省福州市為例，近年來，該市金控集團牽頭構建各級財政、金融機構和社會資本等多方參與的投融資體系，探索打造專業化的綠色投資平臺。在財政政策上，實現財政收入、財政支出、轉移支付和政府采購等相關的綠色財政政策體系化、全面化；在稅收政策上，確保稅收種類齊全配套、稅務政策相互銜接連貫；在綠色金融上，產品創新形式不斷豐富，項目融資審批手續簡化，項目資金申請流程暢通，最終推動當地自然資源的經濟價值和生態價值實現，使得支持福州綠色經濟發展的政策動力強勁而持續。

加快發展方式的綠色轉型，綠色化、低碳化是關鍵環節。當前，我國“雙碳”目標的實現需要多個行業領域的合作轉型，尤其是鋼鐵、化工、電力等重點行業要在確保穩定供給的前提下，完成生產方式的低碳轉型、產業結構的調整優化，以更好地適應綠色經濟的發展需求。首先，要對現有生產技術進行革新，優化節能降碳技術，淘汰能耗指標不達標的企業，最終達到產業結構優化、提質增效的目的。其次，要推動碳減排權交易行業規范發展。面對市場競爭，碳排放交易約束機制可以倒逼高排放企業選擇清潔生產改造，進而完成新一輪供給側改革。再次，要推進資源節約集約利用。應積極研發并推廣應用節能降碳技術，注重提高各類資源的利用效率，劃定資源開發利用邊界和底線，限制過度利用、資源浪費等不合理行為。同時，推動“閑置經濟”“循環經濟”等持續發展，引導群眾綠色消費、低碳出行，倡導形成綠色低碳的生活方式。

生態產品的價值實現對于加快綠色發展至關重要。我國幅員遼闊，生態產品豐富多樣但大都不成規模，尤其是在一些欠發達地區，生態產品存在著“多、小、散”的劣勢。筆者認為，若能通過品牌賦能，整合優質生態產品資源，形成優勢互補、平衡發展的新格局，將有效提升生態產品區域品牌的核心競爭力。在具體做法上，應大力培育龍頭企業，以此為抓手，帶動環境治理和碳減排工作的開展。搭建綠色產品加工區域網絡，推動優質資源在網絡內有效流動，發揮不同地區之間同品類優質綠色產品資源的集聚效應，為綠色生態品牌建設提供支撐。同時，統籌各路資源，構建品牌運營生態圈。充分發揮生態產業協會、農民專業合作社等組織的作用，引導不同類型的企業靈活參與生態產品區域公用品牌的策劃與推廣。此外，還應以創建全產業鏈生產與服務標準體系為主線，形成綠色生態品牌集聚擴散核心，提高吸引品牌資源要素和輻射影響的能力。近年來，福建省南平市持續打造“武夷山水”區域綠色生態品牌，讓好產品賣出好價格，使得綠色生態品牌的價值持續提升，正是一個成功的范例。

加快綠色發展，在不同區域也要有所協調、側重。與城市相比，綠色經濟發展在廣大農村尚存在一些瓶頸問題，如與鄉村振興耦合度不高，橫向生態保護補償機制實現難度大等。筆者認為，綠色經濟發展和鄉村振興兩者的協調發展是中國式現代化的內在要求，關鍵是如何形成正確的利益導向機制。一方面，要完善并推廣“生態銀行”機制。圍繞前端資源流轉和后端項目開發，形成“分散化輸入、集中式輸出”的運作模式，推動以林木、竹木為代表的自然資源通過贖買、股份合作、租賃、托管等單一或組合形式存入“生態銀行”。另一方面，要深化橫向生態保護補償機制。大部分生態保護或生態涵養區都在欠發達的農村地區或山區，但生態建設受益地區又往往包括發達的城市和城鄉接合地區，因此，在處理二者的橫向補償關系上，可探索基于生態產品總值考核的跨區橫向生態保護補償機制，在嚴格落實生態保護和綠色發展責任的前提下，允許跨區異地造林增匯降碳、異地購買抵扣一定比例考核目標等方式，逐步拓展新增碳匯抵扣、生態產品總值考核目標等標的物，進而引導廣大農村形成綠色低碳的生產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