產業破局 循環經濟多點發力

3月12日表決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生態環境法典》，進一步明確循環經濟的法律要求。強化生產者責任延伸制度并拓展至“新三樣”廢棄物領域，為循環經濟筑牢制度根基；動力電池回收產業加速崛起，挖掘資源再生價值；多領域技術協同發力，破解企業轉型難題。

從制度約束到產業實踐，從技術創新到模式探索，我國正逐步構建全鏈條、多層次的循環經濟發展體系，推動資源高效利用與生態環境保護雙向共贏，為“十五五”碳排放雙控落地注入持久動力。

強化生產者責任延伸

循環經濟有序發展離不開法律護航。法典進一步強化生產者責任延伸制度，并將其覆蓋范圍拓展至“新三樣”廢棄物等新興領域，構建起全生命周期的環境約束體系，為循環經濟發展注入堅實法治動力。業內人士認為，生產者責任延伸制度打破了傳統模式下生產者僅承擔產品質量責任的局限，將責任延伸至產品廢棄后的回收、利用、處置環節，倒逼企業從源頭踐行綠色發展理念。

“強化生產者責任延伸制度，有利于形成‘責任倒逼—技術改進—價值回收’的良性循環。”湖北經濟學院副院長張忠民認為，隨著電器、機動車以及“新三樣”產品的報廢量持續攀升，僅依賴回收端整治已難以消化環境壓力與資源風險。

北京大成（廣州）律師事務所合伙人樂清月也持相同觀點，她對中國證券報記者表示：“對于‘新三樣’企業，今后不僅要管生產，還要負責后續的回收利用，承擔全生命周期的環境責任。”樂清月進一步解釋，法典構建了源頭預防、過程管控、末端治理的全生命周期約束體系，從源頭的產品研發、項目準入就需考慮綠色低碳，到過程中的強制減排義務、能效監測要求，以及末端廢棄物的處置，全流程的義務要求都非常明確。

企業層面已率先踐行這一制度。“我們的光伏組件產品在設計環節就已考慮到生產者責任制，在電池片、玻璃、邊框等關鍵部件中，公司優先選用低碳與可再生材料，在焊帶、封裝膠膜等材料中嚴格控制鉛、汞、鹵素等有害物質。同時導入可回收包材，積極踐行循環經濟。”協鑫集成可持續發展負責人涂建邦對記者表示，公司在合肥組件基地大力推進包裝材料回收，2025年回收EVA包材超7000噸、玻璃鐵托盤超16000噸，同時導入以可再生材料制成的模壓托盤，有效減少固體廢物產生。

激活資源再生價值潛力

隨著新能源汽車保有量持續增加，退役動力電池、廢棄電子產品等各類廢棄物日益增多，其回收再利用不僅是循環經濟重要組成部分，更蘊含著巨大的產業機遇。動力電池回收作為循環經濟的關鍵細分領域，正從“成本中心”向“價值中心”轉型，眾多企業積極布局，構建閉環循環模式。

中國銀河證券國際ESG研究中心主任馬宗明對記者表示，隨著新能源汽車保有量的增加，退役動力電池帶來的回收再利用價值巨大，原材料再生（如鋰、鈷、鎳的回收）產業也會有機會；電子產品的回收，尤其是在手機、電腦等產品迭代加快的背景下，廢棄電子產品將成為資源寶庫。此外，廢棄金屬的回收再利用也蘊含機遇。

面對市場機遇，上市公司紛紛發力動力電池回收領域。寧德時代通過成立專業的動力電池回收子公司，聚焦回收技術的突破和資源的定向循環，打造“電池生產—使用—梯次利用—回收與資源再生”的閉環，為動力電池行業提供綠色材料；格林美與多家車企和動力電池企業建立合作網絡，打造“廢物回收—資源再生—產品再造”的循環模式，2025年公司回收拆解的動力電池超5.2萬噸，同比增長超45%；鋰電正極材料龍頭當升科技則表示，將加快江蘇徐州廢舊鋰離子動力電池回收項目建設，完善再生原料利用體系，聯合產業鏈伙伴共建“生產—使用—回收—再生”的循環生態。

中國環境科學研究院環境社會學研究室主任陽平堅對行業發展趨勢作出判斷：“未來，動力電池回收將整體融入新能源汽車產業，由成本中心轉變為利潤中心，對沖關鍵金屬價格波動，降低整車制造成本，實現全產業鏈綠色低碳水平和透明度大幅提升。”

破解循環經濟發展瓶頸

“十五五”期間碳排放雙控目標落地，離不開多領域技術的協同發力。綠色低碳、節能及環保技術的創新與應用，是推動循環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核心支撐，既能助力企業降低能耗、減少污染，也能推動環保產業規模化發展，同時破解企業綠色轉型中的各類難題。

談及綠色低碳、節能及環保技術，馬宗明表示：“能耗管理與碳排放監測技術、余熱回收技術、煙氣處理技術會成為核心抓手，CCUS技術更是各領域轉型應用的重點。”他表示，節能改造是所有領域轉型的首要工作，需要通過物聯網、大數據和AI技術，對生產全過程進行實時監測和優化，從源頭減少污染和碳排放。

企業正積極推動技術融合應用，清新環境有關負責人對記者表示：“‘十五五’時期，清新環境將堅持以工業環保、市政環保為主業，以AI智慧化為重要支撐，構建協同高效的產業生態。通過智慧化賦能，實現板塊協同、優勢互補，持續拓展服務場景，提升解決方案能力。”

毋庸置疑，企業綠色轉型面臨諸多挑戰。全聯環境服務業商會會長李其林坦言：“系統性技術升級往往意味著高額的成本投入，比如低碳技術的研發投入、環保設備的運行成本等。如何消化這些成本，目前相關商業模式還未成熟。這讓很多企業陷入‘想轉沒錢轉，不轉就違法’的兩難境地。”

針對這些挑戰，李其林給出明確解決思路：“面對挑戰，企業需要以法典實施為契機，通過技術創新、模式創新，將合規壓力真正轉化為企業的‘市場紅利’，在綠色轉型中贏得先機。”

他進一步強調：“破解企業轉型困境，還需要多方面的支持。在政策層面，需要進一步細化配套政策，加強政策協同，簡化優惠政策的申請流程；在資金層面，需要配套財稅優惠、綠色金融等激勵措施，幫助企業跨越成本門檻；在市場層面，要加快完善碳排放權、排污權交易市場，健全環境權益定價機制，讓企業的減排成果能夠實現價值變現，真正激發企業綠色轉型的內生動力。”